在“山川之宝 惟德乃兴”的德兴,流传着一个“红炉著迹”的故事。
德兴古属扬州,春秋战国时为吴、越、楚地,东汉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在皖、浙、赣三省边塞“建邑银城”设立了乐安县,古县城址设在银城堡。南朝陈天嘉年间(公元560-565年)改乐安县为银城县。唐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朝廷在银山设置银场,叫邓公场,并任命邓远为主事,负责开采银矿,从此大规模的采银冶银开始了。《元和郡县志》记载,邓公场当年“出银十余万,收税银七千两”,产银量占全国的59%,为盛唐主要银产地之一。
为什么朝廷会在银山以邓远的名字设立采冶银场,并任命邓远为主事呢?隋朝大业年间(公元605-616年),鄱阳郡都尉张蒙发现了银山银矿。张蒙是怎样发现银山银矿的,史书上没有记载,但“白鹿遗踪”的美丽传说向我们讲述了银山银矿发现的传奇。张蒙非常喜欢打猎,有一天来到德兴,由于白天骑马太累,晚上看书时不知不觉靠在书桌上睡着了,朦朦胧胧中,眼前突然闪过一只白亮晶莹的白鹿,张蒙立即起身上马,朝白鹿追去。白鹿忽隐忽现,似乎在挑衅张蒙。张蒙大吼一声,张弓搭箭,朝白鹿奋力射去。白鹿负伤而逃,只见一路上血迹斑斑。张蒙顺着血迹追去,追到一个山洞前,哪里还有白鹿的影子?张蒙一急便惊醒过来,这时天已大亮,发现原来是一个梦。吃完早饭,张蒙觉得这个梦有点蹊跷,便带领随从沿着梦中走过的方向寻找,果然来到了一个山洞前。进洞一看,只见洞内银笋连绵耸立,银光闪闪。从那以后,许多德兴人扛着铁锤,拿起钢钎,支起钢锅,在银山采银炼银了。
那时的银山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官府也没有派人管理。从张蒙发现银矿到朝廷设立邓公场,期间有60多年的时间,整个银山银矿开采一直处于无序状态,乱采乱挖,山林破坏严重,为争矿打架斗殴,废水横流等等。这时有一个人看不下去了,他就是邓远。
邓远是当地一个普通老百姓,但他怀有一腔报国之情,怀着一颗干事业的雄心,通过对群众无序开采银矿的现象进行调查研究,写成一篇调研文章送到了当时的鄱阳饶州府知州窦俨手中。窦俨对邓远的报国之忠义非常感动,同时对邓远文章中提出的治理方案也非常赞赏,于是马上写成奏章上报朝廷。从唐总章二年(公元669年)邓远第一次上书到唐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朝廷最终下令设邓公场采炼银,邓远毫不气馁,6年内多次上书陈述设官场治银的好处和具体实施方案。朝廷最终被其感动,下旨在银山设邓公场,并由邓远负责,专事采冶管银,从此,德兴结束了银矿群挖乱采的历史。
银山开发后为朝廷炼出了大批银子,也为乡民开辟了一条谋生之路,深得百姓赞许。邓远乐善好施,仗义乡里,被人们尊称为“邓公”,为唐代金银冶炼开采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七载:“德兴有银山,出银及铜,唐总章二年(669年),邑人邓远上列取银之利。”当时这里是全国最重要的产银区,被誉为“大唐银冶第一山”。
邓远为人耿直,为官清廉,银场管理有条不紊。可有一次,州里来了一位叫徐晃的刺史,这刺史向以巡视下情为名,总想贪鄙敛财,中饱私囊。邓远心知其意,而始终以礼相待,不敢得罪,却无半点逢迎贿赂之意。但此人生性贪婪,暗示邓远行贿不成,便产生了陷害邓远的恶毒之心。第二天上午在视察炼炉时,趁邓远等人不备,将早已准备好的藏在衣袖中的一块银锭抛入翻滚的炼银炉水中。因年初邓远已经将当年银产量上报了朝廷,朝廷也根据上报情况核定了税负,如果徐晃的阴谋得逞,抛入炉水中的银锭化成银水后,每炉的出银量就会增加,累计起来,上缴的银税就会猛增。这样,一来可以治邓远瞒产漏税欺君之罪,二来会导致百姓的税收负担大大加重。面对这种情况,邓远不顾生命危险,伸手探入炼银炉水中,将那块就要化成银水的银锭捞出。徐晃的阴谋被当众戳穿,但邓远却因严重烧伤而亡故。
从唐朝(公元675年)至宋朝(公元1037年),邓公场一直开采了360余年,生产白银过亿两,成为朝廷财政的重要支柱。宋仁宗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当时鄱阳饶州太守范仲淹因银山采场山穴崩塌,银矿品位也越来越低,资源接近枯竭,而银课(税收)却没有降低和取消,于是上奏朝廷,取消了银山采矿场。新中国成立后,地质勘探队在银山发现了大量的铜铅锌多金属矿田,1958年8月,成立德兴铅锌矿。1966年9月更名为银山铅锌矿,通过改制后,现成立了江西铜业集团银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邓远死后,德兴百姓为了纪念邓远为国出力、为民造福、不畏权势、秉公办事的事迹,纷纷集资在今武安路东头北边与银山路交接处建造了一座祠宇,正中金楷“邓公祠”。祠内有一匾,文曰:“红炉著绩”。百姓怀念邓远,不但是感谢邓远整治了矿山,带富了当地群众,而且还对其崇高的品德念念不忘,这就是“红炉著绩”故事的由来。“红炉著绩”也有说是“红炉铸绩”,意思是永久地把邓远的功绩和品德镌刻在德兴百姓心中。如今,一千多年过去了,银山已成为全省有名的矿山。虽然邓公祠已不复存在,但“红炉著绩”的美谈仍在代代流传。
(廖晨 记者 蔡文逸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