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坤

　　坐落在江西铅山县鹅湖山麓的鹅湖书院，距上饶市西南30公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其与朱熹及鹅湖之会的渊源而为世人熟知并享誉业界。始建于1208年，最初只是朱熹的学生为纪念朱子及鹅湖之会而在鹅湖寺旁搭建的聚徒讲学之所。八百多年来，历经沧桑，屡废屡兴，先后称“四贤祠”“文宗书院”，明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重建时，定名为“鹅湖书院”。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和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相继重修，增其旧制，书院山门、牌坊、大堂、泮池、拱桥、碑亭、御书楼等格局及建筑风格延续至今。1987年修缮后正式向社会开放。

　　鹅湖书院建筑群整体坐南朝北，占地8000多平方米，主体建筑占地5536平方米，以中轴线展开，纵深进次为典型中国古代建筑布局。在书院外广场一下车，入口处“鹅湖书院”石刻匾额便让人感受到浓浓的墨香。躬身而入，有桂树夹道相迎，回眸，可见与大门匾额呼应的另一通石刻匾额“圣域贤关”；正前方东门上嵌有“仁山知水”石刻匾额。循礼门而入，依次有五进。第一进包括头门、石牌坊、泮池、东、西碑亭，是保存完好的书院礼仪建筑群。头门上“敦化育才”的匾额亮明了书院的办学宗旨；第二进为仪门，许是取“有仪可象”之意。建筑格局为六榀5间，额上悬“道学之宗”匾；第三进为讲堂，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为三开间敞厅，中堂版壁前设有讲台，两侧壁上仿朱熹字体书有“忠、孝、廉、节”四个大字；第四进待修，拟为四贤祠，祀朱熹、吕祖谦、陆九渊、陆九龄四位先贤；第五进是御书楼，位于书院南端最高处。御书楼后有方青石砌的半月形水池为洗笔池，御书楼左右各有三间房，为文昌阁和关帝庙。此五进均位于书院的内院之中，东、西配有两个外院。东边外院是书院的陈列馆，陈列着朱熹、辛弃疾等先贤及其与鹅湖书院相关联的资料；紧挨陈列馆的是士子号房，西边外院尚待复建。

　　鹅湖书院建筑群不仅格局完整，而且基本保留明清原状，这在全国著名书院实物遗存中尚不多见，且不少建筑富有特色。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矗立于泮池与头门之间的青石牌坊，不仅风格独特且构思精巧。这座高大精美的青石牌坊始建于明朝正德六年（1511年），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重修。坊高7.49米，坊底座长6.4米，宽2.3米，占地14.77平方米，前方地面配有太极图案，体现了朱熹“理一分殊”哲学思想。石坊建筑式样为四柱三间五楼式，正面额匾上书有“斯文宗主”四个大字，意为此处是读书人最景仰的地方。石坊四柱底座为三层长条青石砌成，石柱南北两方各以石鼓作支撑。四柱顶端南北两向各刻图案：东一柱北为琴，南面为书；西一柱北为棋，南面为画；中间东西二柱南北两面均为鼎、花瓶等图案。在“斯文宗主”四字上方有“丹凤朝阳”石刻图案，下方则为“寿”字、蝙蝠等造型图案，寓“福寿双全”之意。石坊上还有十八尾呈倒立状的青石鲤鱼雕塑，形象各异，栩栩如生，寓“鲤鱼跳龙门”之意。石雕南北两方分别是用彩带束缚的“朱笔”和“香囊”图案，寓意为书院乃“书香”之地。上首的中间有一块砚瓦石雕为大雁塔，寓意北有“龙门”南有“塔”，希冀学子们个个金榜题名。青石牌坊背面额匾上书有“继往开来”四字，寓意朱熹、陆九渊等儒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襟怀与宏愿。朱熹在《朱子全书·周子书》中曾记载：“此先生之教，所以继往圣，开来学，有功于斯世也。”

　　鹅湖书院的另一特色是明清时期的石匾和碑刻保存众多，计石匾5通，碑刻14通。其中5通石匾“鹅湖书院”“圣域贤关”“仁山知水” “斯文宗主” “继往开来”均为清道光年间铅山县令、山东日照人李淳所书，典型的楷书，含蓄有力，刚柔相济，虽非臻品，亦不失法度；14通碑刻分别存于东碑亭内4通、西碑亭内5通、仪门后东廊嵌碑2通、西廊嵌碑1通、御书楼前廊东端嵌碑1通、西大门外右侧院墙嵌《告示》碑1通。其中明代碑刻6通，清代碑刻8通，内容各异，以重建书院碑记为主，字体不仅有楷书，也有不止1通行书碑刻，均取法高古，渊源纯正。这些碑刻不仅是研究鹅湖书院历史的珍贵资料，不少还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一时持论多同异? 千载斯文几废存”。在斑驳的墙垣上、在破碎的瓦砾中、在风化的石碑里，我似乎接收到了“鹅湖之会”尘封的信号，找到了登陆朱子理学的密码，不禁追忆起那场“千古一辩”的盛况。

　　宋朝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吕祖谦从浙江东阳到武夷山麓访朱熹，在寒泉精舍相聚一个半月，编次《近思录》成。五月，朱熹送吕祖谦至信州鹅湖寺，陆九龄、陆九渊及刘清之皆来会，史称“鹅湖之会”。鹅湖之会的直接动因是吕祖谦想利用这个机会调和朱、陆学说之间的矛盾。在学术上，朱熹认为“心”与“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是本体，心是认识的主体。二陆主张“心”与“理”是一回事，坚持以心来统贯主体与客体。朱熹与陆氏兄弟论辩、讲学达十日之久。这是中国哲学史和教育史上一次著名的辩论会，也是我国学术史上最早的学术论辩之一。双方虽然没有达成一致的认知，但却进一步认识了对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所在，两家既没有因此形成学术上的对垒，更没有以宗派划界，而是相互尊重，各取所长，共守儒家学统。因此，“鹅湖之会”对后世影响很深，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它对促进书院“会讲”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人格力量也影响到众多学子。“鹅湖之辩”时，陆九渊兄弟偶有出言不逊，然朱熹却以“地势无南北，水流有西东，欲识分时异，应知合处同”一诗劝其门生，以水流分合的情景，表达“求同存异”“殊道同归”的哲理。朱子的这种情操在鹅湖书院的建筑之中得以融合，后人特意将东、西碑亭内的柱子设计成一方一圆，就有这种“朱陆异同”的寓意。应该说，鹅湖书院的每一间房舍，每一块碑刻，甚至每一棵古木，都深含着隽永的文化品位。

　　理学知识接触得越多，对朱子的学养和修为越是肃然起敬。作为一位理学宗师，朱熹是精进好学的典范，哲理文学，无不精通，著作等身，煌煌大观，“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朱熹全书》28种，集儒学之大成，汇自然之规律，计约2000万字，有《四书章句集注》，成《四书》之名，与《五经》并称；朱熹更是蕴积深厚的学术泰斗，拥万世师表的大儒地位，“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朱熹一生致力于以文化人，以德立人，以伦理而教百姓，以仁礼而教公卿，由他创建、修复、讲学及撰记、题词、题额的书院多达64所。这里不必说康熙帝称朱熹 “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不必说钱穆认为其是“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也不必说其以被公认为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的《白鹿洞书院教规》为代表的教育成就和以《春日》和《观书有感》等脍炙人口的诗作为代表的文学成就；这里单说书法成就，朱熹也是名重一时。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史料记载，朱熹自幼跟随父亲朱松及武夷三先生刘子翚、刘勉之、胡审习字，尝学曹孟德书，后攻钟繇楷书及颜真卿行草，一生临池不辍，书法造诣精湛，笔墨雄赡，超逸绝伦。朱熹善行、草，尤善大字，传世作品以行书简牍为主，大字墨迹很少。自古以来，传世墨迹，虽是断简残编，都被奉如至宝加以珍藏。又因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已成为中国官方哲学，不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产生巨大的影响。2019年中国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朱熹书法全集》包括墨迹本、拓本，以及后人编纂的刻本集字法帖计百余帧，涉及图版近八百幅，汇编为六卷，精妙再现徽国公翰墨遗韵。只不过他思想学说的盛名，把其书法艺术的光芒给掩却了。

　　孔子曾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君子有四不：第一，君子不妄动，动必有道；第二，君子不徒语，语必有理；第三，君子不苟求，求必有义；第四，君子不虚行，行必有正。“欲识分时异，应知合处同”。我想，这是鹅湖“千古一辩”带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体现了朱熹、陆九渊等先贤的“君子之风”，也留给后人诸多启迪：宣传有纪律，学术无禁区；为学贵有疑，学术贵争鸣；“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鹅湖书院何时能再成为“讲学论道，以养士气，端正儒术，希贤希圣之地”“九思四不”的君子之风又何日能再次蔚然成风？回望鹅湖书院时，我在心里默念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