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成军

父亲是农事的好把式，是那时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每天工分十分，到顶了。父亲能挑三百多斤的担子，打谷机放在背上驮着就走。耕田犁地的活也是父亲干的，整个生产队能干好此活的，人数不多。春季，红花草长满田野。父亲把牛拉到田边，套上牛轭，挂上带着铁链的犁，然后，把犁头插进长着红花草的泥土，扶着犁把，扬起竹枝，“嘿嘿”两声，牛就负犁前进了。犁所到之处，红花草被翻过来，压下泥土。整丘田的泥土都翻遍了，再把犁换上耙，横竖耙一遍，把泥土耙碎。之后，又换上耖，把田耖平。平整细腻的水田就出现了。休息时，父亲卸下牛轭，站在牛的身边，在套过牛轭的脖子上轻轻按揉。

要抚养我兄妹六个，仅靠父母在生产队挣点工分是不够的。父亲开垦荒地，种上红薯玉米和各种蔬菜，红薯玉米可以当副粮，蔬菜母亲拿一些去市场卖。父亲经常去大山里砍柴棍，柴棍经过好几道工序做成锄头棒，然后出售。父亲凌晨一点出发，到几十里外的大山里采伐，在深山里爬上滑下寻找合适的柴棍，饿了吃一点随身带着的红薯或饭团。要采伐二十多根，捆扎成“A”字形，二百多斤，用肩挑回来，回到家又是深夜了。没挑过重担的人，想像不到那种艰辛。沉沉的担子压在肩上，双脚就像灌了铅，左肩压麻了，移换右肩。每换一次肩，肩上的肌肉就一阵阵刺痛。有一次，父亲挑着柴棍，翻越一座大山，爬到半山腰，已十分疲乏，再也走动了，就在荒山野岭的一个废弃茅棚里躺下过了一夜。

柴棍砍回家，要用炭火煨温，校直，绑住定型。几天后，把变直了的柴棍削皮，经粗刨、细刨，木棒变得圆溜光滑，就成了锄头棒。出售时，父亲和母亲一起，又是凌晨一点出发，肩挑锄头棒，走六十多里，到湖沿铺或沙溪出售，卖完回到家又是深夜了。有一次，卖完往回走，饥肠辘辘，夜已深，电闪雷鸣，下起暴雨，父母随手从路边捡起一把稻草遮在头上挡雨。行到一棵古樟边，忽见一位青衫银髯的老者迎面走来，透过风雨，对父母说:“你俩艰辛，后头有福的。”擦肩而过，走了几步，待父母回头，已不见老者了。几十年后，父母对我们说起这件事，还感到诧异。我想，或许父母的艰辛，真的感动了神仙吧。

父亲手巧，会编织草鞋，会制作黄烟。上大山就是穿草鞋的。自己种的黄烟叶，晒干，压榨，切成细丝。留一些自己抽，拿一些走村串户兜售。一次外出，要好几天回来，走到哪借宿到哪。有一次还登上了怀玉山，到访了闭塞的高原人家。那时怀玉山路窄陡峭，野兽出没，异常艰险。

父母还会酿制米糖。浸湿麦子，长出麦芽，切碎，蒸熟米饭，与麦芽细末拌匀，放在大缸里充分发酵。再压榨过滤出汁水，放在大锅里熬。色稠度合适，舀出退温凝结，再挂在架子上拉、拧，颜色由紫红变成米白，之后切成一个个糖粒。放入口腔，渐渐变软，黏稠香甜，比如今的糖果好吃。父母又是走村串户叫卖，父亲挑箩筐，母亲掌秤。母亲从不短斤少两。大家都喜欢与父母做买卖。那时钱少，大家一般用大米兑换的。

1968年，家里开始建造房屋。木料柱子都是父母到山区买，再扛回来。房屋建好后，里面二排柱子，四周泥土墙，屋顶盖瓦，是当时乡村典型的三架屋。第二年，在一个风狂雨骤的夜晚，北面的泥土墙经不起暴雨冲刷，突然垮塌。父母带着七岁的四哥熟睡中，床被挤出五尺远，枕头边堆满三尺多高泥土。父亲说:“如果泥土再砸过来一尺，我们一大家的这场戏，就演不下去了。”

父亲重视儿女的培养。大哥学了篾匠，三哥学了缝纫，四哥学了木工。六十年代二哥读了初中；七十年代，三哥四哥读了高中。八五年，我以全县中考最突出的成绩，进了上饶师范。

父亲是严厉的，也是慈祥的，从来没打过我们。印象中，只有两次，父亲用愠怒的语气批评了我。一次，我与伙伴们在野外疯玩，父亲发现了，厉声说道:“对门文山的儿子考上大学了，你只知道玩！”又有一次，我师范刚毕业，分配到隔壁村完小任教。一天父亲来到学校，走进教室。我走过去轻轻对父亲说:“爸，不要在教室里。”多天以后，在堂屋里吃饭，父亲说:“你读书还没读通！”我是父亲的骄傲，父亲想看看我上课都没实现，我沉下心想想，实在不应该。后来，我进城到原城东小学任教，父亲八十多岁了，来我家玩。一天，父亲走进校园，问到我任教的班，来到教室门外。我见了，马上端来凳子，拉父亲进教室坐下。父亲笑眯眯地看着我上课。

父亲病重那几天，我每天放学赶回乡下，在父亲床的旁边铺了一张小床睡。临终那天早晨，我对父亲说:“爸，我去上课了，晚上回来。”父亲已很虚弱，艰难地朝我竖起拇指，吃力地对我说:“孝……孝子。”这是父亲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