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玉

霜降时节，天没亮我就会被叫醒。

扒两口饭，早早地把小短腿架到爷爷的手推车上，霸占好位置就等出发。羊肠小路从从容容地向山里延伸，一副你爱走不走的样子。我可从容不了，心急火燎地催着爷爷推快点。那时候爷爷身体好，推着我毫不费力，被我吵得受不了了，就喊一句：“坐稳了！”然后对着一块大石头冲过去。手推车被高高颠起又“咚”地一声落下，我果然吓得忘记说话，可是“飞”的感觉又立刻让我哈哈大笑并大叫：“再飞一次，再飞一次！”到油茶山下，爷爷热得脱了棉袄。

爷爷把饭盒用棉袄包好，然后交代我：“不许偷吃！不许乱跑！不许叫爷爷下来给你抓痒痒，记住了没？”我正摘了朵油茶花吮花蜜呢，说出来的都是甜话：“记住了，记住了，爷爷你也不要爬树，高的地方让爸爸他们去摘。”爷爷一脸嫌弃地笑：“小鬼精，不听话照样挨打！”我一脸乖巧地站着不动，只等爷爷被油茶树藏起来看不见了，就立刻忙碌起来。

那时候的霜降时节，是的的确确有霜降临的，凝在绿蜡蜡的油茶叶子表面，晶莹又诱惑。我怕被发现，也怕太冷，总是小心地伸出舌尖——冰冰的、刺刺的，还没尝出味道呢，又调皮地消失了。我也的确不“乱跑”，只是在山谷里跑嘛。拿根树枝撬几个红薯，再去检查一遍玉米地里有没有“漏网之鱼”，捉弄一下愣头愣脑的大蚂蚁……一天的时间跟那油茶叶子上的凝霜一样，才轻轻一碰就已消失，只留下些快乐的水渍。

油茶子摘回来后要先沤几天再摊开晾晒，等到它们龇牙咧嘴地笑开了花就可以手工去壳了，这就是我期待的“挑茶子”盛事。“挑茶子”一般安排在晚上，邻居、亲戚、朋友家的姑娘媳妇们都会接到邀请，吃完晚饭就自己端个凳子来到主家。人一聚齐，盛茶子的篾箩瞬间就成了戏台。姑姑婶婶们一边小鸡啄食一般迅速准确地挑出茶子壳，一边毫不耽误嘴上的叽叽喳喳。这边是唱占才民歌的，那边是讲笑话的，笑声就像那老茶壶里咕嘟的水，一不小心就会涌出来。

挑拣完茶子就该烘干了，每年这时候都是全村最紧张的时候，因为总能听见谁家烘茶子差点把房子给烧了。烘茶子的炭火也有讲究，我说爷爷像是在做一个大包子——先在破铁锅的底部铺上一层草木灰（这便是包子皮），再倒入一笸箩茶子壳，这才把灶膛里烧得通红的炭火浇上去（这都是包子馅儿），最后再盖一层灰，一个圆咕隆咚的大包子就完成了。爷爷每天半夜都要起来一次，查看烘茶子的炭火，火旺了，要埋灰；火快熄了，就得把灰拨开些。

直到油坊里液体黄金的茶油从茶饼上被榨出，满村都飘荡着茶油的香味，大家才放下了那颗悬着的心，又抑制不住地喜形于色。而爷爷也迎来了他在粮站工作最忙碌的时候。新油出榨，村民们便赶着来粮站卖出一些，好换得过年的资费。爷爷负责收油，每当有人提来了茶油，他总会用一根细长透明的玻璃管，一端伸进油壶，一端放在嘴边，都不见爷爷吸气的动作，那管里金黄的茶油便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我很怀疑爷爷有没有触到油，但他已经开始点评了，这家火候不够，那家烘焦了些，偶尔也会伸出个大拇指。被夸的，自然眉开眼笑；有缺陷的，总会跟爷爷絮叨两句原因。但从没有人对爷爷的评点提出质疑。

忙碌一天回到家里，奶奶端出蒸好的菜，撒上葱花、生姜末，一勺烧热的茶油泼下去，“滋啦”一声，那跳跃的油星子像是我的馋虫在舞蹈。爷爷倒是不急，小瓷杯里把谷酒倒好，端起来轻啜一口，再夹一筷子蒸菜。被奶奶洗得发白的小方桌，墙上相框里斑驳的老照片，桌边一手端杯一手执筷的爷爷，在我的记忆里定格成了一幅画，画上的每一笔似乎都蘸着茶油。

我渐渐长大，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爷爷再推不动车；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我再没有走过那条通往油茶山的崎岖小路。它还是那副从从容容的样子，陪着我的童年，一点都不着急遇见现在的我。我走了另外一条看似更宽、更平坦的路，只是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它到底通向哪里。

爷爷得了咽喉癌，手术后不能讲话不能进食，也闻不到气味，只能靠一根管子打营养剂。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就走出家门，默默站在油坊前，一股股浓郁的茶油香从他的记忆中飘散出来，弥漫在我的岁月当中。